任继愈 中华文明的守望者

■本报记者 杨桂青 纪秀君 实习生 范珊珊 王小虎

任继愈（1916—2009），山东平原人，著名哲学家、宗教学家、历史学家，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。

主要著作：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》、《中国哲学史论》、《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》、《任继愈自选集》、《墨子与墨家》、《韩非》、《老子新译》、《天人之际》、《念旧企新》、《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》、《竹影集》等；与人合著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》等；主编《中华大藏经》（汉文部分）、《中华大典》、《中国哲学史》（大学教科书）等。

7月17日上午，任继愈先生追悼会举行，人们赶来作最后的告别。

他应该是幸福地离去的，因为他说，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。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整理和宣扬中华传统文化，93岁的人生饱满而泛着荣光。他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，因为那里有现代文化的源头。

他说，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。为了回报这个奇迹，他一生低调不图虚名，成就卓越，影响深远。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：“为真理而死不容易，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！”

我们应该记住他和他所做过的工作，不管我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，有着什么样的梦想。因为他的研究会帮助我们思考，我们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

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本版采访了他的朋友、学生、家人，记述了他们眼中的任先生，愿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。

——编者

【学者眼中的他】

任公曾说，一个民族的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。不管是学理的，还是学文的，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。

任公终日乾乾鞠躬尽瘁

采访嘉宾：张立文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毛泽东曾评价他：“凤毛麟角，人才难得。”真的是凤凰的毛，麒麟的角？

熊十力曾评价他：“诚信不欺，有古人风。”真的是宽袍长袖，宛若古人？

“我觉得任公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、观点、立场来研究中国哲学和宗教学的开拓者，他是中国哲学界和宗教界的泰斗。他的病逝对中国学界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”张立文先生在谈到任继愈先生时，这样评价。

在大文化中反思

“不现代化，就要落后，落后就要挨打。”任公曾发出这样的警言。他说：“现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趋势。”同时，任公认为传统文化更不应背弃，因为“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”，他毕生所从事的哲学研究、古籍整理等工作就是为反思和弘扬传统文化。因此，他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都是不可或缺的。

张立文先生说：“现代化国家是传统国家的延续，传统文化和我们国家是不能分开的。”在现代化过程中，很多国家都要回顾它的传统，反思现代化的根源在哪里。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，开始反思其发展的源头，日本、韩国都追溯到了儒家思想。张立文先生认为，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精神支柱，对提升现代人人格修养有积极意义，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，和谐社会、以人为本，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。“任公牵头整理、编纂的典籍，尽管都属于传统文化范畴，但它们是现代思想的源头，是现代文化的基础。”任公曾说，一个民族的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。“不管是学理的，还是学文的，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，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，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。”

“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影子一样，我们不能出卖影子。”张立文先生说，任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整理和宣扬中华传统文化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任公就领导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；历时16年完成了107卷、总字数过亿的《中华大藏经》的搜集和整理，我国学术界从此可以引述自己的佛教经典，而之前是引用日本的《大正大藏经》；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——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出版；总计约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《中华大典》也在进行中。

“文化建设，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。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，也不知道去哪里找。后人再做古籍整理，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功夫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。我们多做一些工作，后人就能省些事。”任公曾说。

在哲学领域开拓

任公以自己的哲学智慧，解决了哪些哲学问题，让他饮誉学界呢？

张立文先生说，任公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和佛学，为后辈学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。

任继愈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（四卷本）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是中国大学哲学系的教材。他负责筹建了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—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，并引导一批人进行宗教研究，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研究的空白。

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哲学，新中国成立前，还没一本完整的中国哲学教科书。解放前，最早的1916年谢无量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是从儒家的观点来编的；胡适编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是从杜威的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；之后，还有冯友兰编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但他们都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梳理中国哲学史。

除了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哲学史的编写中，他还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佛学。他当年的几篇有关佛学的论文，受到毛泽东的赏识，被赞赏为“凤毛麟角”。这些论文后来以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》出版，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。

“任公不仅孜孜不倦地用马克思主义钻研中国古代哲学，还创造性地提出了‘儒教是宗教’的观点，引起学界的巨大反响！”张立文教授回忆起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的朱熹国际讨论会，脸上洋溢出激动的表情。“就是那次会上，他发表了一篇论文，文中阐述了宋明理学是儒教发展的最高阶段，说明了‘儒教是宗教’的观点。当时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，包括冯友兰先生，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具有勇于创新的精神。”

在历史中接受考验

任公具有提携后学、关爱青年学者的无私精神。1961年，张立文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，曾参与任公主持编写的《中国哲学史》的讨论。1980年，张立文先生写完50余万字的《朱熹思想研究》后请任公写序，“他当时工作很忙，但他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，看我的书稿。当时50多万字都是手写书稿，一大摞。他给我写了序。序言里有句话对我帮助很大，他说‘做学问要甘于寂寞，要甘于坐冷板凳’，这样才能做出一个真学问”。

他还具有君子终日乾乾的精神。任公在国家图书馆担任馆长期间，每星期都坚持上班。他一生勤勤恳恳、鞠躬尽瘁地奉献自己的力量。“最令我感动的是，我曾问过他‘你那么忙，还有工夫编那么多书？’他说他是挤一切空余时间来写，一年能写20多万字。”张立文先生感叹，现在几乎是个“无书不错”的时代，“但任公出的书错比较少。任公主持编写了很多书，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、《中国佛教史》、《中华大藏经》等，他都亲自审阅，错误尽量减到最少。”这在当今学术界学术不规范、学术质量粗糙的现实中，难能可贵

“书是让人阅读的，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。”任公曾这样说。看来，编书、看书稿大概是任公的宿命，也是他的“极乐世界”。

但是，“哲学是个寂寞的学科，不惹人注目”。张立文先生言语中透着无奈。“现在虽然冷，但并不代表他的学术没有价值，只是暂时还没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罢了。”这是自嘲，也是一种美好而悠远的祝愿吧，任公若在天有灵，作何感想？“总有一天，他自身的价值会被人发现。”张立文先生说，“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家在世时是寂寞甚至不被人承认的，像朱熹、程颐、王夫之等大思想家在世时，都被人们所忽视。人不能看一时，要看长远些。”

张立文先生说，任公是一个钻研哲学和佛学的学者，有责任、讲担当，勤奋不懈地开拓哲学研究领域，默默无闻地整理古籍，是一个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