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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四大翻译家之真谛三藏

导读:真谛三藏虽是印度人,但是他对大乘佛教是很精通的,也是非常喜爱的,所以成为了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。 虽然...

真谛三藏虽是印度人,但是他对大乘佛教是很精通的,也是非常喜爱的,所以成为了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。 虽然真谛三藏是四大翻译家之一,但他的翻译之路比并不顺利。师兄可以看看关于佛教四大翻译家之真谛三藏的故事,这样对他会有更多了解。那下面来看看这方面的内容吧!

佛教四大翻译家之真谛三藏

真谛(公元499~569年)(实际出生日期不明 后人根据年俞五十推算为公元499年 也有其他说法),印度优禅尼国人,精通大乘佛教。在南北朝梁武帝时,真谛携带大量梵文经典,乘船来到梁都建康,在准备开始译经之时,爆发了“侯景之乱”,于是他辗转到富春,才开始译经。之后,真谛又多次迁移,虽在兵荒马乱年代,但始终坚持译经,与鸠摩罗什、玄奘、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师。

真谛始达建康,受到朝廷热情欢迎,梁武帝亲加顶礼,并把他安置在华林园宝云殿供养,准备译经。但就在这年八月,发生了侯景叛乱事件。十月,京城陷落,武帝被囚,士庶奔逃,真谛只得离京避难,朝着东南方向,辗转来到东扬州富春县(今浙江富阳县),受到县令陆元哲的招待,安排义学名僧宝琼等20余人协助他在自己家中翻译《十七地论》。由于战乱扩大,只译出5卷就被迫中止。至承圣元年(552年),侯景已在建康称帝,把真谛请还京城,在台供养。而此年三月侯景兵败东逃,京城一带渐渐安定下来,真谛住进了金陵正观寺。此寺原为梁武帝天监年间的译经场所,真谛利用旧有译经条件,抓紧时机,与原禅师等20余人,翻译《金光明经》;次年转至建康县(今江苏江宁县南)长凡里一位檀越家中,继续译《金光明经》,共得7卷。其时侯景之乱虽已平息,梁室的内争却方兴未艾,战火仍在蔓延,江淮一带兵荒马乱,饿殍遍地。真谛在京畿呆不下去,只得于承圣三年(554年)南下,二月抵达豫章(今江西南昌),住宝田寺,接着又到新吴(今江西奉新县西),在艰难的条件下,仍坚持翻译,一年中译出《弥勒下生经》1卷、《仁王般若经》1卷及《疏》6卷、《中论疏》2卷、《九识义记》2卷、《新金光明经》、《唯识论》及《涅盘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》等经论。

承圣四年(555年),真谛来到岭南的始兴郡(今广东韶关市一带),又因太保萧勃之请,于次年回到岭北的南康郡(今江西赣州市一带),连年颠沛流离,不遑宁处,仍随方翻译和讲说。后来萧勃被杀,真谛再度返回豫章,不久取道临川郡(治今江西南城县东南),前往荒陬海隅的晋安郡(治今福建晋江),寄寓于佛力寺。在这段流徙过程中,先后译出《大空论》3卷,《中边分别论》3卷并《疏》3卷,《正论释义》5卷。

当时的晋安郡,还是一个经济落后、文化荒凉的地区。但因为真谛的到来,一些义学僧如智文、僧宗、法准、僧忍等陆续来到晋安,追随真谛受业。真谛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一边译经,一边讲解,使得晋安郡一度出现“讲译都会,交映法门”的兴旺景象。陈永定三年(559年),真谛已是61岁的老人,僻处在寂寞萧条的晋安,虽然并未终止传译经论的事业,总感到周围的环境,比自己原先设想的相差太远,自己弘扬大乘经论的壮志难酬,萌发了离开中国,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头。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,他才在晋安又呆了一段时间,并与僧宗、法准、僧忍等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。

逾二载,于文帝天嘉二年(561)离开晋安,乘船至梁安郡(恐系梁化郡之误,梁化郡约当今广东惠州市一带),天嘉三年(562)九月,译事告一段落,装备了一艘大船,欲返家乡,不料风向转变,十二月间又漂回广州,受到广州刺史欧阳頠的供养,迎住制旨寺,奉请为菩萨戒师,尽弟子礼甚恭。真谛自来中国,飘泊了16年,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,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。

佛教四大翻译家之真谛三藏

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,并助译经论的僧人,有僧宗、法准、僧忍、慧恺、法泰、智敫、道尼等僧人,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。他们有的是从晋安追随真谛来到广州的,有的是特地从都城渡岭前来广州相从的,还有一些是从广州附近州县就近前来问学的。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、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,慕真谛的道德学问,不惮艰辛,远来相寻。他们的到来,给予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,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他们有的担当真谛译经的笔受职责,有的记录真谛的讲义,整理成义疏、注记、本记、文义等行世。所以真谛在广州的7年时间,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,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16年。这一时期译出的经论,内容虽然很广泛,却以《摄大乘论》为中心,大多属于印度佛学大师无著、世亲传下的唯识法相学系的著作。《摄大乘论》正是真谛的专长,也是他远来中国弘化的主要目的。所以他在中国最后几年的经历,虽不能说是称心如意,却也可说是略申怀抱了。

真谛译经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,特别注重准确表达经典的原义。他采取随出随书的方法,一章一句都要认真推敲,反复核实,把意义吃透了,才动笔成文。为了保持文义的准确无误,有时不得不牺牲文辞的通畅优美,所以他的译文,具有文质相半的特点,有的地方甚至难免有晦涩难解的缺点。

真谛又坚持一边翻译、一边讲解的做法,译经的助手同时又是他的学生。这些学生在他的培养下都成了《摄论》名家。来听他的讲座的还有广州的其他僧、俗多人,经他的教导、熏陶,对《摄论》也都有了甚深的修养。

天嘉四年(563),他应慧恺、欧阳頠等之请,译讲《大乘唯识论》(即《唯识二十论》)和《摄大乘论》等,五年(564)又译讲《俱舍论》。在译经弘道的共同事业中,真谛与助手兼学生们建立起真挚深厚的感情。例如专程从京城赶到广州投于真谛门下的慧恺,先后与真谛同译《摄论》和《俱舍论》,真谛对他有相见恨晚之慨,曾对他说:如果我能更早得到你的帮助翻译经论,那么我的翻译成绩就不致于缺少。尽管如此,译出两论(指《摄论》和《俱舍论》),词、理圆备,我也死而无憾了!

天康元年(566)二月他应慧恺、僧忍之请,于显明寺重治《俱舍论》译文,再一次阐讲论义。光大元年(567),重治《俱舍论》完毕,又为僧宗、法准等再讲《摄大乘论》一遍。二年(568),在南海郡应法泰之请,译讲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。

佛教四大翻译家之真谛三藏

是时慧恺在智慧寺不但帮助真谛译经,还帮助真谛讲经。光大二年(568年),慧恺代真谛为僧宗、法准、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学士70多人讲《俱舍论》。六月间,真谛有厌世之意,往南海北山将欲自尽,慧恺追至挽留,道俗和刺史欧阳頠等跟着都来劝阻,他还居王园寺。八月,慧恺讲《俱舍》未及半部讲说未完,而得病逝世。真谛非常感伤,抚膺哀痛。他觉得慧恺一死,自己如失左膀右臂,惟恐《摄论》和《俱舍》从此无人弘传,对实现自己的志愿是极大的损失。为了悼念慧恺,也为了激励其余弟子,他召集道尼、智敫等弟子12人,到法准房中,共传香火,令弘《摄》、《舍》二论,誓无断绝。事后真谛续讲慧恺未讲完的内容,讲到第五《惑品》,终因哀伤过度,发病停讲,至第二年宣帝太建元年(569)正月十一日(农历)入寂,终年71岁。

从真谛所译经论的内容来看,他所弘扬的主要是瑜伽学系无著、世亲之学。象《决定藏论》,即是《瑜伽师地论·抉择分》的一部分,《三无性论》相当于《显扬圣教论》的《成无性品》,《解节经》勘同《解深密经》的序和《胜义谛相》二品,《转识论》相当于《唯识三十论》,《唯识论》(唐译作《唯识二十论》)、《中边分别论》、《摄大乘论》等一系列的瑜伽学系主要经论,他都已译出。中土瑜伽学系的规模,可以说是由他开创的。他学说所宗,特别重视《摄大乘》和《阿毗达磨俱舍》二论。他译讲这二部论时,已年近七十,而且是他觉得在中土道缺情离,不副所怀,一再决心西归都未得遂之后,才应道俗恳请而翻出的;他又仔细地治定译文,反复讲解,并特嘱弟子道尼等立誓弘传,可见他的恳挚之忱和郑重其事的态度。这两部论在印度佛学史上,都是划时代的名著,组织严密,义理丰富,可以说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种学说的总结。他重视两书,显示他对于整个佛学体系的理解和弘法重点之所在。